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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税收缓解市场失灵──中国几大税种调整动向(转载)

2021年10月11日10百度已收录

  香港《经济导报》第16期(4月24日出版)/新一轮改革突显出协调发展、利益共享的特徵,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困境,一方面要革除制度性不公以及由权力资源掌握不一致所导致的机会不公,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协调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实惠。政府通过新开徵或调整资源税、消费税、“暴利税”、利息税、燃油税等税收手段,尝试以政策性举措来调节市场。

  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是竞争性的制度安排。要解决社会矛盾,并不是消弭竞争、回到计划时代,而是着力于构建起点平等、机会公平之下的竞争制度,同时,对由于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公平进行相应救济,以顺利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也就是说,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朝向不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改革不仅要继续深入,革除掉制度性不公以及由权力资源掌握不一致所导致的机会不公,而且需高举利益共享式的新一轮改革之旗。

  今年以来,中国加大力度调整、协调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探索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例如,在继消费税调整政策推出、成品油价格上调之后,近日又对石油开采企业徵收特别收益金。显然政府是在试图通过税改等政策性举措来调节市场、缓解社会不平以及保护环境。

  资源税最早调整

  煤炭是中国能源的支柱,占到消费总量的70%。中国矿产资源税在矿山企业的税费体系中比例很低,矿产资源的收益往往被矿业企业以极低的代价使用,这是十分不合理的。

  从2005年5月起,国家有关部门对河南、安徽、山东等八省区的煤炭资源税税额标准进行调整,上调幅度在每吨2~4元不等。事实上,此次每吨煤炭平均调整3元,只占当前其价格不到1%,故此对整个煤炭企业利润总额影响有限。据测算,资源税额上调使兖州矿业、郑州煤电、恒源煤电、神火股份等煤炭上市公司的利润下调1,000~3,000万元不等,占这些企业利润不到10%。

  按照中国现行矿产资源税的管理办法,属地方财政税种。而此次上调煤炭资源税,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据初步测算,重庆、贵州、福建等八省市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可望增收超10亿元之多。

  在此之后的去年7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调高油田企业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但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仅为1.5%,仍低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随着国内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资源环境并不乐观,无论是从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中国都应该建立最严格的资源保护制度。

  消费税重大改革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3月21日联合下发通知,从2006年4月1日起,将对中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配套政策进行重大改革,此次改革是国务院1994年实施《消费税暂行条例》以来中国消费税改革的又一次调整。

  消费税是现行税收体制中的一种,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徵收范围的选择性,即消费品和消费行为都可以作为徵收的对象;二是徵收环节的单一性,即对消费品生产、流通或消费的某一环节一次性徵收;三是徵收方法的灵活性,可以对消费品实行从量定额徵收,也可以对消费品实行从价定率徵收;四是税率税额具有差别性,即不同消费品有不同的税率;五是税负具有转嫁性,这种转嫁的主体落到了消费者或生产商身上。

  关于本次消费税改的缘由,正如财政部一位官员所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行消费税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徵税范围偏窄,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二是原来确定的某些属于高档消费品的产品,这些年已经逐渐具有大众消费的特徵;三是有些应税品目的税率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四是消费税促进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作用有待加强。”从此次消费税改革的推出,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两个转变。一是政府开始正视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二是政府不再希望通过道德舆论手段而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消费者的行为。

  “暴利税”终于亮相

  根据国务院及财政部下发《国务院关于开徵石油特别收益金的决定》的规定,自2006年3月26日起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将按比例徵收石油特别收益金。

  石油特别收益金的俗称就是“暴利税”。按照财政部的设计,石油特别收益金徵收比率按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的月加权平均价格确定,起徵点为40美元/桶,徵收比率从20~40%。业内人士预计,以2006年三大石油公司原油产量增长1~2%计算,向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徵收的特别收益金将分别达50.5亿元、202.5亿元和30.8亿元,总计约283.8亿元。

  徵收暴利税的目的是让国家能够用这部份资金补贴石油下游企业的亏损,以及油价上涨为弱势群体和公益性行业带来的损失。从理论上看,像石油这类自然垄断型企业的利润来自于消费者,因此企业的超额利润应当留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支配去完善公共事业,回报消费者。在国外,在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获益主体应是产油国政府,各国通过石油特许使用税等税赋的相应提高,将石油的溢价部份收归国家财政所有。而从有关报道、网上民意及专家的反应来看,基本上对这次国家以快速的手段徵收石油暴利税持肯定态度。

  利息税的“处境尴尬”

  利息税是个愈老愈敏感的话题,讨论了几年,如今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李超“正在研究”的一番表态,再次成为媒体热点。

  中国从1999年11月1日起开始徵收储蓄利息税。在当时物价指数持续负增长、投资增长率下降、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消费和促进投资,就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利息税正是其中举措之一。但七年过去了,居民储蓄不但没减反而大增。居民储蓄余额在2000年首次超过6万亿元,随后逐年攀升,目前已达14万亿元的天文数字。

  银行存款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居民定期存款占比呈现稳步上升的过程。这似乎不能得出利息税的徵收是居民存款增加原因的结论。但却可以反过来说明,利息税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在目前银行遭遇流动性陷阱与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下,这样一个显失公平又不增加经济效率的税种,显然有改进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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